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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宗明/文
随着春节前广州、上海、苏州三个大城市接连按下“放松键”——广州放开了超120平米住房限购、上海放宽了单身非户籍居民的购房条件、苏州则接近全面取消限购,自2010年开始就在国内主要城市逐步推行开来的“楼市限购令”,出现了更明显的松动信号。
这两年,在房地产市场已出现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优化调整楼市政策几乎成了各地的共同动作,取消限购也在优化调整选项之列。截至2023年底,全国绝大多数二线城市和所有三四五线城市都已全面取消限购。只不过,此前放松限购的城市名单中并没有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天津、成都、西安、杭州等新一线城市也仍在限购中。
而今,穗沪苏三地相继调整限购令,这意味着,取消楼市限购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一线城市。鉴于一线城市的风向标意义,接下来,最后的几个“堡垒区”闻风跟进是大概率事件。不少房地产专家就预言:
2024年是全面取消限购的重要一年,政策层面必定会在2023年局部放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着眼长远看,楼市限购令已经来到离彻底退场越来越近的节点。考虑到当下很多楼市景气度在低谷,对那些大城市而言,取消限购令已容不得“观望观望再观望”的迟疑和“走三步退两步”的反复,而是宜早不宜迟,该一步到位的就不能再挤牙膏,该彻底取消的就不能再“留尾巴”。
肇始于2010年4月的楼市限购令,是应当时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形势而生。在过去十多年里,楼市限购几乎成了各地标配的需求侧调控政策手段——数据显示,全国最多时有超过100个城市实施住房限购政策。
本质上,住房限购令就是用抑制需求的方式来摁住楼市过热的势头,“限”背后是强化有形之手的行政调控张力。
近几年,我国楼市已出现“多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在供需端皆有体现:供给侧,房地产企业的“三高(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模式已难以为继,到了不转型不行的时候;需求侧,二线以下城市房子普遍过剩,结构性的供需失调问题就摆在那里;投资端,房地产投资萎缩明显。
为了稳楼市,自2022年起,国家层面已出台了很多措施:对房企,“三支利箭”分别从信贷、债券、股权三大融资政策上给予支持。对购房者,发购房补贴、提贷款额度、降首套利率,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为房地产行业“输氧”可以理解,但不能一边卡着脖子一边“输氧”。正如经济学家马光远所说的,房地产不需要“救”,但需要“纠”——纠偏的纠。而最该纠偏的,就是以“四限(限购、限售、限贷、限价)”为典型的非市场化限制。
毕竟,“限”字诀很容易抑制楼市正常的流动性,若短期措施长期化,势必会造成供需的扭曲。
眼下的房地产市场需要“输氧”,也需要先挪开那只卡在脖子上的手——取消限购就是松手。这就要求尽早边际优化,让楼市告别“政策市”、恢复市场化,避免刻舟求剑,切忌将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的做法(包括限购限价等)沿用到过冷阶段。
去年8月,北大经济学教授姚洋就表示,要坚决停止各种限购限价措施,“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为什么现在出台的政策没用,因为力度不够,比如认房不认贷这种措施没什么效果,就应该明确停止限购、限价……让市场自动调节。”
全面取消限购是大势所趋,大城市也不例外。但就目前看,部分城市在限购上的调整节奏或松动幅度跟市场预期仍有不小的“温差”。
揆诸现实,无论是房企接连爆雷,还是上下游产业跟着受创,都需要尽早解除那些非市场化限制。可从“认房又认贷”等政策调整节奏和房企融资白名单等政策落实情况看,很多地方动辄慢反应、不响应。这带来的市场链式反应和信心提升效果都很有限。
取消限购,理应避免“该及时却不及时,该彻底却不彻底”的问题。若取消限购条件已经成熟,那该一步到位的就得一步到位,而不是在迂回渐进中错失提振市场信心良机。
万事逃不脱周期律。沿用了十多年的楼市限购令,已经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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