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儿少钱多”的职场人为啥也不幸福？看耶鲁前教授的分析

前程无忧

文 | [美] 大卫·格雷伯

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人类总是倾向于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会选择用最少的付出，不管是时间上的还是精力上的，来换取最大的利益。这样的说法我们多半是同意的，尤其是我们抽象地探讨这类问题时。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经验也好，我们身边人的体会也好，统统在告诉我们这样的说法漏洞百出。

我想探讨的不仅仅是人们从事“无意义”工作的时候为何如此不开心，还想更加深入地思考这种不开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人性以及人类本质。



当着闲差却无所适从

我先来讲埃里克的故事吧。

埃里克的第一份工作是为某家大型设计公司提供界面管理服务。该界面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这家设计公司位于英国各地的7个办公室靠它进行信息共享。

埃里克：“我每天做的其实就是推销和管理这个功能低下、毫不受欢迎的东西。就这么‘工作’了几个月以后，我发现我大部分时候啥都不用做，也就是偶尔有设计师会问问如何上传文件，或者如何在系统地址簿上搜索某个电子邮箱地址什么的。”

这份他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很快促使他做出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反抗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埃里克的行为越发出格，他希望能逼到老板忍不下去把他解雇。

许多人会觉得埃里克这份工作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工作啊：什么都不用做却可以领大把的钱；几乎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工作中没人不尊重他，还可以钻公司制度的漏洞。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渐渐被“摧毁”了。

到底为什么？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社会阶级的问题。在这里，他遭遇了这样的真实世界：只要目前还需要，给埃里克这样的人一个轻松且高薪的岗位就不算什么；埃里克岗位的存在就是合伙人之间恶作剧的产物。

再看鲁弗斯的叙述，或许能让我们略微了解一下这类人常常感受到的困惑。

鲁弗斯：“我拿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爸，他是公司的副总。他们派我处理投诉。考虑到这是家号称研究生物医学的公司，退回来的产品都被视作生物危害物，所以我有大把时间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不受任何监督，基本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我对这份工作的大部分记忆都停留在玩扫雷游戏、听播客节目上。”

“当然，我确实也花费了一定时间研究电子表格软件，也会看看Word文档有没有什么更新，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但我敢保证，我对公司的实际贡献为0。我在办公室的时候一直戴着耳机，对于身边的同事和分派给我的‘工作’，我给出了可能范围内最少的关注。”

“我痛恨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事实上，大部分日子我都会提前下班回家，午休也要休两三个小时，上厕所一上就没边儿了（其实出去溜达了）。对此，没人说过我一句。我每一分钟的上班时间，不管我有没有在‘上班’，我都拿到了报酬。”

回想起来，似乎这份工作还是一份理想工作呢。

回想这份工作时，鲁弗斯发现当年这份工作似乎划算得不得了。他困惑了，他搞不明白当年的自己为何如此痛恨它。当然，他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当年的同事是如何看待他的：老板的孩子，工作的时候随便弄弄就能拿到钱；大家都不敢跟他说话；上司明显也被打过招呼，不要去干涉他。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唤起同事之间的温情。

不过，鲁弗斯的故事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鲁弗斯的父亲本就没打算让鲁弗斯在这份工作上有所作为，那么一开始又为何要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呢？父亲完全可以每个月直接给鲁弗斯零花钱，或者给鲁弗斯安排个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岗位，训练他、培养他的工作技能，然后稍微花点心思确保鲁弗斯能良好地完成他的工作职责。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似乎觉得对儿子来讲，真正获取工作经验比不上“我有份工作”这个说辞来得重要。

这一点很令人想不通。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鲁弗斯父亲的做法并非个例，相反，在当下，这是极其普遍的操作。人们觉得年轻人应当去工作。不过，这份工作是否有意义很多人并不重视。事实上，如同鲁弗斯，压根儿就没人指望这些年轻人去参与实实在在的工作，只要他们出现在工作场合并做出工作的样子就好了。我获得的反馈中，有不少学生吐槽了这个现象。



我们为什么会错判人类做事的动机

首先，我们不妨问一问，为何我们会做出“活儿少钱多”的人“应当”觉得自己幸福这样的判断？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人”即“理性经济人”（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做事、行为可被预测的典型人）的行为主要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来驱动。经济学家拿来迷惑客户或公众的数学等式都基于同一个简单的假设：所有人，只要拥有自主支配权，就一定会采取性价比最高的行为，他们会选择那些消耗最少却能获得最大收益的行为。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可问题是这种说法并不广泛适用。对于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且有时恰恰是那些被我们归到经济学范畴的领域，并不符合该说法。如果人们拥有了完全的自主决定权，一想到未来无有用之事可做，几乎没有任何例外，他们心中的痛苦只会加重。

有无数的经验证据能支撑上述说法。这里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工人阶级若是赢了彩票成了千万富翁，几乎都不会辞去以前的工作（如果真辞了，大部分人很快就会后悔）。在有些监狱，囚犯吃住免费，还不用工作，这种情况下，剥夺他们在监狱洗衣房熨衣服、在监狱体育馆刷厕所和在监狱车间替微软公司包装计算机的资格，正是一种惩罚手段。哪怕熨衣服、刷厕所、包装计算机等工作是没有酬劳的，哪怕囚犯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然能感受到被惩罚。然而哪怕是最自私的人最终也会发现，比起辛苦万分还不赚钱地劳作，整天坐着啥都不干而只看电视的命运会让人更难以忍受。

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将囚犯连续单独囚禁超过6个月会造成物理可见的脑损伤。人类不仅仅是群居动物，人类的社交属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一旦被剥夺与他人交往的机会，身体机能就会开始衰退。哪怕冷漠老练的罪犯也往往更愿意劳作，而不是傻坐着什么都不干，后者在他们看来更加难以忍受。

为何会如此？人类的这种心理特点究竟有多根深蒂固？对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答案就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

早在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而这种影响是什么，以及对婴儿是否有益，都跟这份开心毫无关联。比如，某个婴儿随机动了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然后它发现自己重新做一次刚才那个动作，铅笔又动了，这个婴儿的脸上就会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对此，格鲁斯创造了“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个说法。

格鲁斯的发现（之后的100年，各种实验证据都证明了此结论的正确性）暗示着，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背后或许有更为简单的动机。婴儿之所以能够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能够体会到自己是独立于周围世界的个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是某事发生的肇因。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从一开始，婴儿的这种意识都会由某类愉悦作为标记，这种愉悦成为后续所有人生体验的基本背景。人类对自我的觉察是建立在行动基础之上的。

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觉察，对自身作为独立个体区别于周围环境的领悟，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愉快的发现，即自己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可以预料的影响。婴儿时期如此，一生亦如此。把这份愉快彻底夺走，就好似用脚将人踩扁，跟踩扁小昆虫似的。

太多人因领了工资却没有实际事情可做而感到愤怒、难以忍受、倍感压迫，这到底是为什么？人是依赖社交的存在，如果失去了和他人经常接触的机会，就会开始萎缩，甚至肉体上也开始衰弱。人类之所以觉得自己是自主存在，是与世界和他人分离的独立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按照可预测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一旦被剥夺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了。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为何“无意义”的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雇用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若结果发现事实不是如此，这种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需要承认，并不是所有这些工作从事者的处境都很糟糕。少数从事者表示总体而言对自己的处境还是相当满意的。YouGov的民意测验显示，虽然英国有37%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但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人只有33%。

因此，从逻辑上来算，起码有4%的人虽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无用，但是依然乐在其中。或许这个比例要更高。根据荷兰的民意调查，这个数据大约是7%，也就是说，认为自己从事无意义工作的那40%的群体中，有18%的人表示自己上班起码还是有点开心的。

（本文摘自《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