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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奔走职场,究竟是为着什么?有人说是责任,不完全是;有人说是利益,也不完全是;既然都不完全是,就干脆直白一点说,是为了混口饭吃?说对了,但是境界太低。那么是为了什么呢?我说,是为了一个使命!
职责、利益与使命不一样吗?
有一致的地方,高度却不一样。职责有范围,利益分公私,使命是历史的。眼下的历史被叫作时代,时代过去了就固化成历史。我们是时光里的赶路人,每一位赶路人肩上都挑着一副担子,担子里装着家口人生,有人担子里装着事业理想,也有人担子里装着责任职权,走过一段人生的路,突然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变或者放弃的,放弃了再换一副担子,换一副担子就是一个角色的转变。我也曾是一位挑着青春担子赶路的人,走着走着才发现我的担子里担得是使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春节,我照例请假,把五天假连成八天,我要到外省的父母身边陪他们过一个团圆。我不知道,节后第一天,研究所组织处的周处长就一天三催地找我,同事告诉他,探亲还没有回来。周处不相信,第二天又来了。如是三天,让我的同事心下蹊跷:他犯了什么事,上级这么催命般找他?
八天后我回到职场,同事们笑着打趣,上了三天班,周处长追了你三天,你犯了什么事?
我笑着说,探望父母算犯事吗?话刚落地,周处长推门进来了,我们这个实验厂是研究所的下级,住一个院,他来去就跟遛弯一样,他说,快去,党委等你三天了!
周处长把我带走了,全办公楼惊愕。
在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党委书记和分管实验厂的副所长与我谈话,扯了两句过年的话就直奔主题,书记告诉我,上级党委研究并报备山东局,新的一年将由我出任实验厂厂长。问问我的意见。
我大吃一惊,年前组织处搞干部测评,已有更换厂领导班子的风声,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正常,风比雨来的快,雨未到,风已经刮起来,刮风了未必下雨,过日子不必忧风恐雨。万万没想到这场风雨竟把一个彩球砸到我的头上。震惊之后,我的脑海一片翻腾,接还是不接?身为办公室主任,我深知班子不团结,生产副厂长和设备副厂长一人一伙势力,开一个厂务会议互相出难题,生产指标上不去怨设备不给力,设备损坏了怨生产操作不当,老虎灶上烧开水,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心里明白,去年那股风不是空穴来风,我心里更明白,这池浑水不能趟!一趟就陷进去,说不定没入没顶之灾!一番短暂的权衡,把心横下来,嘴上仍是委婉的,就说,班子风气不正整风嘛,我们帮着整,千万别换人。还有一句话,掂量了几掂量没有说出来,他们把那个座位看得重着呢,我和官迷们抢什么!
我的态度大大出乎上级领导的意料,现在该他们惊愕了,那些眼神已经告诉我,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结局。然而那些眼神是居高临下的,书记稍怔之后笑了笑,说,没有思想准备是不是?回去考虑一下,明天答复我。
这是我第一次考虑自己命运的问题,忘记了茶饭的味道,我是个躺下就睡的人,从不失眠,那一夜辗转反侧,闭上眼睛也没有用,我才知道闭上眼睛只是睡觉的形式,让大脑不再翻腾才是睡觉的根本。我反复衡量着利弊,这不是担不担责任的问题,更谈不上功名利禄,眼前是一盘乱棋,盘根错节,中层干部以小圈子划线,全有根基,这些干部以抱团为安。我如果担起这副担子,不是抓生产抓技术的问题,而是沉入这潭浑水,即使不混战一通,也溅一身污泥!趟不得,趟不得!
第二天上班,还没坐稳,老周处长的电话就追过来,嘱咐我过去一趟。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赶过去一看,这次阵势更大,党委班子全出动了,开门见山,问我想好了没有?
我说想好了,但是我没有说实话。脑子里有些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任何话都是你有来言,他有去语,大道理永远压着小道理,小道理永远把大道理掏空。我说,我能力有限,担不起这副担子。光这样说不行,为了显示真诚,我提出我的建议,主要是尽量不要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为了稳定局面,还是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解决问题。然后一条一条摆出我的理由。
我的理由就是小道理,压根说不服我的领导们。这时书记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回答:是。
书记说,既然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决定!没有声色俱厉,但是句句斩钉截铁。
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嘛,现在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我没辙了,说,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服从!顿时感到肩上沉重起来。
然而我担心着原来的厂长,那是个好人,他的“好”是时刻迁就着各方的利益,正因为他好,各方得寸进尺,把一盘好棋下成乱棋。他很在意这个职位,我不想“顶”了他,考虑再三,还是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前任厂长怎么安排?
书记告诉我,你放心,我们平级对调,任命他当室主任。我不好再问。从当时的情况看,有点难为他,他是企业干部,领导技术科室有点吃力。可是从历史发展看,他因祸得福,免去了以后企业改制的颠簸。
我们那个班子是“四人团”,一位厂长,三位副厂长,除了生产和设备副厂长还有一位技术副厂长。这次改组定为“三架马车”,去掉的恰恰是那位年轻的副厂长。如果这样定下来,这盘棋就没法下了,挑起这副担子我就立下打一场思想仗的准备,先扭转不正之风,这是一个局部的生产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总领全盘,处理不好,将影响生产发展。未来是一场思想较量,打到关键处,即使表决,也是一比二,我没有胜算,如果留下这位技术副厂长,他是刚调过来的新人,身上没有单位的旧痕迹,起码能站到我一边。于是我要求保留“四人团”。其实搭班子都是单数,上级党委将了我一军,又让了我一步,
那个时期的风气就是不正,组织安排是保密极严的工作,不知从哪个渠道把这个班子组合透漏出去,以后那位技术副厂长找到我,问:是你把我留下了?
我反问:你听谁说的?
他说:甭管谁说的,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当然要维护上级党委的权威,否定说,没有这回事!人有时候要说谎。
从研究所党委回来,办公楼里人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平静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同室的同事关系密切,悄悄问我,你是不是升官了?你看,就这么快。那是个用消息套近乎的时代,把一个消息告诉别人,表示他们的亲近。我知道我的这些同事没有出卖消息的品质,他们只是出于关心或者好奇,可是于我这是组织纪律,上级没有宣布之前,我个人没有任何权力透漏组织决定。我对他们点点头,说,我要调走了!他们的脸立刻失去笑容,带出了惜别的失意。
次日,党委召开大会宣布了这个决定,散会后他们欢乐地捶我打我,把内心的兴奋尽情地发泄出来。上任第一天,我的就职演说是“约法三章”:“第一,有话在桌面谈,不许搞小动作。”这是限制小圈子的活动空间,把打小报告的人全挡在办公室门外,不给他们煽风点火的空间。“第二,不许到我家里拜访,有事在办公室说,说到深更半夜我也奉陪”。很多人“家访”频繁,带着礼物登门,是拿礼物交换原则,逼你在礼物面前就范,他的事你是办还是不办?有时几拨人撞到一起,本是告对方状的,却走成了冤家路窄。“第三,厂内的小汽车不许私用,我自己上下班也骑自行车,不用接送”。那年代轿车稀缺,人人视为高档品,工厂买车是为了接待方便,不时有外地专家客人造访,总不能用自行车驮着人家往工厂跑,报请批准买下这辆车。没有想到成了一些人婚丧嫁娶的车、一到某个“吉日”就有预约,厂办公室成了“租车行”,这辆车成了拉关系,检验职工与厂办主任关系铁不铁的试金石。一盒烟一瓶酒传递着交情,企业的规章制度就在这些“和风细雨”中变了味。这股风我早就耿耿于怀,现在有了权,首当其冲地刹一刹!
果然,我冲撞了某些人的利益。宣布我任命的大会还没开完,几个敢打敢闹的人就举着大字报冲进会场,声言任命不合法,他们不承认这个厂长!会场顿时乱作一团。
我的预感没有错,但是没料到这池“浑水”竟能掀起这么大的浊浪。人生奋起有时候是从接受挑战开始的,此刻到来,反而定下了心,我对那个领头的说,什么时候了,你还玩这一套?你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你敢贴我就敢除你的名!
他不甘示弱,挑衅说,你小子敢?
我说,敢不敢不是用嘴说的,你要有胆就试试!
他立刻被一位副厂长劝走,算给我解围,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一个小圈子里的。
硬碰硬不是上策,却是我走上领导岗位的开始,我用自身的清廉镇住了一些人,有人真心地给我送东西,当然是在暗处,全被我回绝。当然我的回绝也赠给他们一丝失望,可是你没有选择,如果你收下这个“心意”,你就打破了自己的承诺,这个人会在心里说,“他在大会上的宣言也是糊弄人的!”一个人,不管你承担着什么职务,都要心口一致,这一辈子你可能做错事,却不能走错路,更不能口是心非。我在职场四十年,没有拿过职工一分钱的“好处”,现在退下来,在职场画下句号,这个话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了。四十年,过了四十个“五一节”,是以劳动者的身份渡过的,我肩上肩过工厂产值、利润、纳税、质量、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甚至职工福利等等职责,这些职责都是本份之责,我觉得最可回忆的就是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各种歪风邪气的冲撞,我时刻掸掉身上的浮尘,挺着腰杆走路,走过去仍然一身洁净,人应该怀揣着使命走路,不负韶华。
壹点号孙葆元墨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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