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搞钱，职场躺平的深圳人：996内卷中搏命相拼，我累了

Gordon520

傅松有个朋友，名字里有个“弛”字， 别人经常把她名字打错，每次她会纠正说“是松弛的弛，不是奔驰的驰”。俩女孩跟另外几个朋友有个微信群，群名取自于俩人的名字，叫“一起度过松弛的人生吧”。
Kit以前在职场，常碰见一句口头禅“烂泥扶不上墙”。现在她明白了，有问题的不是泥，而是非要把它扶上墙的人，“泥本来就应该待在土里”。

躺平人生

Kit租住在呼伦贝尔的一个小院里，今年3月份，她在附近的一家马场找了份工作，月薪4000元。现在是旅游淡季，马场里事情不多，她的工作时间也非常自由。
每天Kit会花不少时间做饭，院子里就种着小葱，摘几棵，再打两个鸡蛋，和面，然后自己烙饼。最开始做饼，她烙的总是太硬了，现在越来越得心应手。最近几个月，她发现，做饭是一件非常解压的事情。



试了好几次，Kit才掌握好烙饼技巧.受访者供图. 试了好几次，Kit才掌握好烙饼技巧.受访者供图.
Kit今年30岁了，29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深圳。那时，Kit是人群中让人羡慕的那一个——深圳本地人，工作体面收入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出差。27岁她就成了部门经理，“月薪3万，管着十几个人”。
与此对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她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一样”，“早上8点到办公室，即便晚上有私事，9点多也会再回办公室加班，因为手上确实有那么多的事情“。一年她海外出差14次，很多航线单程就要20几个小时，“有一个月感觉就住在机场里”。
繁忙、高薪，一度给Kit带来了不小的成就感。“那时有种错觉，自己赚了钱，带着我妈在香港商场毫不心疼地买东西，是很厉害的”。
帮Kit摁下职场刹车键的，是重度抑郁。 她自比《小舍得》里的南建龙，“死过一次，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相比之下，傅松“躺平”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她对竞争对着近乎天然的免疫力，“一直都挺躺的”。小时候姐姐性子弱，爱哭，她性子皮实，父母操心姐姐多一些。她没试图争回去，而是总结出了个道理——“一个人多争得一些资源，那相应另一个人就要失去些什么。”
工作两三年，傅松经历过一些职场的不公与混乱——跟踪的大客户被同事截胡，领导在利益分配时不公，无休无止的内耗……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职场的“运行规则”，她心平气和地躺平了。
傅松的职业是销售，她倒不认为“躺平”就不能在这行存活，“能吃这碗饭，就各有各的本事，并不是狼性十足就能做好”。
大学毕业后，傅松在深圳待了11年，在这个高速运转的城市里，她生活得像个“异类”——没有买房的打算，对结婚生子也没多少兴趣。她前后换了3份工作，每份工作辞职后，她要花上1年到1年半的时间休息。
休息即是单纯的休息，长时间睡眠，看展，约朋友见面，喝杯奶茶……不会特意学习充电，也不会长途旅行，不计较存款减少，也不会焦虑下一份工作。
在长时间的休息里，她要把既往的工作压力，职场中”阴奉阳违地妥协“累积的压抑感，人际关系上的心力消耗，一并消解，“觉得休息够了，再去找工作”。
朋友们总会问她”是不是有被动收入“，听到”没有“后觉得匪夷所思，没人敢像她一样，辞职后休息这么久。她物欲不高，每月花销3000块左右，房租2000多元，有储蓄但不多，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安全感过剩“。
这两年，傅松多了一点儿焦虑感，这些焦虑来自于现实压力——职场上的年龄歧视，父母年纪渐老，离开职场能做些什么……当然，变化仅限于心态，现实里她的生活节奏一如既往。
傅松还有个朋友，名字里有个“弛”字， 别人经常把她名字打错，每次她会纠正说“是松弛的弛，不是奔驰的驰”。俩女孩跟另外几个朋友有个微信群，群名取自于俩人的名字，叫“一起度过松弛的人生吧”。


卷不动了

第一次见心理医生时，对方问Kit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她回答说“上班”。
她的心理问题，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工作。
升任经理后Kit发现，管理工作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拆解任务、调研、汇报，协助下属”，同时还得应付繁杂的办公室关系。升职没有带给Kit早先预期的“满足与快乐”，她甚至看不到自己的成长。
临近30岁的焦迫感也挤压着她的神经，向上再跨一步的通道变窄，公司及行业里，大把学历履历比她光鲜许多的总监、高管。向下做个执行层面的普通员工，实操业务她已经脱手许久，“觉得自己无处容身”。
职业焦虑感，加上抑郁症的作用，Kit不堪折磨，甚至生出了轻生的念头。



大部分时间精力扑在工作上，以致于那几年，Kit玩得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同行，几个女孩都很拼，赚钱也很厉害，大家聚在一起，聊的都是“行业动态，买房，投资了哪几只股票，买了哪个名牌”。其实，好几个女孩“都有抑郁、失眠倾向“，只是大家从来不聊心理的状况。
确诊为抑郁症后，Kit脑袋里的弦仍然紧绷着，“想着用1年时间把病治好，然后再回职场拼一拼，把丢的时间补回来”。
她将当时的心境，归结于深圳的氛围，“这个城市大家都太努力了，哪天放假你睡到了9点，发现一条客户信息没及时回，就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在这种环境下，你很难有自己的价值观”。
治疗到第8个月，医生将她的口服药物从8种降到了5种。她忍不住问医生，“究竟什么时候能停药，可以上班”。 实际上，在此前的一个月，Kit还去找了份工作，“薪水开得很高“，但不久就被公司辞退，因为她“没法集中注意力，没法阅读任何文字，没法思考”。
面对Kit的迫切追问，主治医生只好将她的实际情况和盘托出——“重度的抑郁&焦虑症，还有轻微的隐形双向情感障碍”，治疗周期要1年或以上，甚至要终身服药”。在此之前，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医生并未强调病情的严重程度。
一颗螺丝钉停转时，她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过度磨损了。



相比之下，万仲雯的职场倦怠感，则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在这家行业TOP1的A公司里，万仲雯前后待了5年。第一次入职在2013年，她担任A司某个事业部的市场岗位，工资不高，可她“真的是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做”。那时她觉得，项目一旦成功，那在自己的简历上，将是金光闪闪的一笔。
如今在办公室里，她试着“尽可能让自己情绪满意”——减少感情投入，不再对什么失望；懒得为了迎合领导而“务虚”；干完自己手里的事情，到了下班时间就离开……
当然，躺平的结果是“绩效变得很差”。
因为业绩下滑，公司最近在裁员，万仲雯等着HR的辞退通知，至少这样她还能拿到赔偿。至于被裁之后，她最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是离开深圳，到景德镇那样的地方，学点手艺打打短工，能糊口能有容身之处即可。
刚入职A司时，万仲雯给自己的职业规划了2条路，要么成为公司管理层，要么成为市场营销领域的大牛。她幻想着，某天走在街上，能牛哄哄地指着一块广告牌，跟身边的朋友炫耀，“看见了吧，我做的case”。
万仲雯的梦还没探到现实的角，她所在的事业部就被解散了。
那是进入A公司的第三年，原部门解散后，万仲雯被调岗到销售部门。新部门每天凌晨12点开会，讨论工作新思路，一两点结束后。万仲雯负责将深夜会议的记录，整理成报告抄送公司领导，可这些内容能落实的不到10%，“最大的意义，是告诉领导大家在加班，很努力”。
每到下午4、5点钟，万仲雯百无聊赖从落地窗望下去，看着附近工地上热火朝天，就在心里问自己，“在工地上搬砖，都比我做的事有意义吧”。不久后，她跳槽了。



再次进入A公司已是两年后，那两年万仲雯的职场进阶并不顺遂，中间还被炒过鱿鱼。那是她第一次被辞退，自尊心备受打击，出门旅行了两三个月，心情才逐渐平复过来。
这次，万仲雯在A公司得到个小组负责人的职位。半年后，上司换了，新上司迅速抹掉了她负责人的位子。不少人跑过来“关心”她，“怎么搞的，是不是要走了”。 她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万仲雯也说不清楚，那条“向上”的路，何时在她眼里逐渐失去了光芒。
在公司里，万仲雯见过为了升职，能够“完全妥协”的同事——迎合每一任领导的偏好，擅长做老板喜欢的PPT，能不失时机地跟上面展示自己的业绩和idea，甚至把下属的成绩都算在自己头上……
心态的逆转，或许是发现自己“做不到完全妥协”；或许是“跳来跳去都差不多，职场天花板在这儿了”；也或许是“公司里太多老总，很有能力，做出了很大成绩，最后还不是被排挤走了”……
“如果说在一个公司做到高管是成功，这种成功的结果也是被踢出局，那我到底是在争什么？” 万仲雯似乎看清了那条“向上”之路的真相。

“父母辈拼到的阶层，我都快保不住了”

这11年，傅松接触的客户形形色色，在她的接触到的较高阶层——企业主群体中，多数人已经放弃了实体，选择“炒地皮，或者其他投资赚钱，但不会碰重资产”，其中不少人陆陆续续开始往海外移民。
“前几年浩浩荡荡的创业潮中，我看到很多企业主都在退出，即便转型也不会做重资产业务，他们的下一代，即便有创业的决心，还能有他们当初的机遇吗？”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几年的赌博性理财——杠杆炒股，P2P爆雷，不知道让多少人一夜赤贫，我认识的人当中还有自杀的”。以房产为丈量标准的话，傅松的同龄人中，不少人还能靠自己在深圳买房，“这几年刚毕业的小年轻，还有这个能力吗？”
”现在不是阶层能不能上升，而是阶层在下沉”，步入社会这些年，傅松越来越认可一个道理——“你能获得的东西，不是你有多努力，很多时候是红利或特权。“



蔡东亮今年29岁，在职场已躺平4年，“说实话，同龄人当中，我看不到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如果有，我可能不会是这个状态”。
他在现在这家公司待了6年，一直担任培训师，“刚开始还有新鲜感，很快就变成了重复劳作，这样的工作应届生也能干“。
蔡东亮懒得跳槽，一来过往经验并无多少含金量，自己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二来“在哪里打工都差不多，就是顾个温饱”。“自己做点什么事”的点子，他跟妻子想过无数个，但都没落实过，疫情过后，俩人对此不再抱有期待。
在几个40多岁的同事身上，蔡东亮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仅仅是在这里重复地工作”，这些同事，虽然在公司担任管理职位，不过专业能力并不突出，即便跳槽恐怕也很难与年轻人竞争。
蔡东亮不喜欢年长同事的状态，但也清楚，自己到了40岁“未必能赶得上他们”，“事业上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专业度，时代也很重要，现在不像以前，你能力稍微突出一点，稍微努力一点就会出彩，竞争太激烈了。”
他把希望寄托在考公务员上，这是他刚毕业时顶看不上的选择。现在最令他焦虑的是，如果考不上公务员，他该怎么办，毕竟深圳和老家山东的公务员考试，竞争都异常激烈。
按道理，蔡东亮本不必这么焦虑，他和妻子的父母都在山东做公务员，去年老家拆迁，双方父母用拆迁款，为夫妻俩在深圳全款买了两套房子，除此之外，俩人在惠州还有一套房产。
可他面临着“阶层下沉”的压力，父母、岳父母对夫妻俩的期望并不高，“只要我能考上公务员，有一份稳定收入够生活就可以“。如果考公失败，他在职场，无非是从一家公司漂到另一家公司，35岁以后找个像样的工作都难。



而在更年轻一代身上，竞争在加剧，生存的压迫感，亦在剥夺青春的张力。
傅松认识好几个95后，从北京或上海跑到了深圳，“他们留恋北京上海的文化氛围，可深圳的搞钱气氛最浓，他们冲的是华为、腾讯的机会”。
蔡东亮在公司新进的毕业生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务实，“没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循规蹈矩，期待的也是常规的职业晋升”。他不确定，是不是小公司吸引的都是普通大学毕业生，才会有这样的共性。
而在万仲雯所在的A公司，近几年入职的“不是985毕业，就是海归研究生”。这些年轻人身上有着强烈的焦迫感，“他们觉得在行业Top1公司上班，也比不了进了腾讯的同学”。
万仲雯记得自己刚毕业时，入职于一家创业公司，月薪3000块，但每每想到自己能在深圳高档写字楼里上班，“就觉得好满足”。如今，她在年轻一代脸上，已经看不到自己当年的那份满足感。

躺平即可耻吗？

得知自己“可能需要终身服药”后，Kit才试着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如果职场成功，收入颇高，是我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能让我快乐的话，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可能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她知道自己消费欲不高，信用卡也是因为出差频繁才办的，有段时间是爱买名牌，但那也纯粹是为了缓解焦虑。
"一线城市精英白领的生活，可能并不适合我"。
她想到从小到大，她喜欢的也无非几件事：运动，想有个大院子，能养猫猫狗狗。这些年除了运动，后两项都没能实现。母亲有洁癖，不让她养宠物，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她也不可能有院子。



Kit的猫六六和萌萌.受访者供图.
在养病的大半年里，她去内蒙古呼伦贝尔旅行过两次，到了那地方她就特别舒服，“大家都很质朴，没有高楼大厦，也不堵车”，在那里，一切都是慢节奏的，令人放松的。
2020年9月，Kit决定定居呼伦贝尔。她养了两只猫，也如愿以偿有了个小院子。在这里，空气里似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亲友的问候；没有饭局；耳朵边再听不见人生建议或评价；想睡多久，想玩多长时间手机，一部剧想刷几遍……一切都由自己决定。
在Kit的计划里，三五年之内，她不打算离开呼伦贝尔。电话那头，母亲总催她回深圳，俩人也为此吵过架。
她想起自己治病这一年多的经历。治疗前半段，药物的副作用让整个人麻木、嗜睡，体重增加了40斤。后半个段她陆续在断药，有些药有一定的成瘾性，断药时冒冷汗，手抖，四肢如同触电，内蒙古冬夜气温零下40度，她缩在被子里，浑身扭得臀骨快要断掉，骨头里的酸痛感像是无数虫子在爬。
”这些痛苦除了自己，谁也体会不到。 我的痛苦他们不懂，他们也不可能清楚，我真正需要什么“。
经过这些，她再听不进那些”回深圳，上班，结婚生子“的规劝。以前在职场，同事间常有句口头禅“烂泥扶不上墙”。现在Kit明白了，有问题的不是泥，而是非要把它扶上墙的人，“泥本来就应该待在土里”。



对于将来的生活，蔡东亮有过另一种设想，“把深圳的两套房子租出去，搬到惠州住，我俩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蔡东亮想做的事，是去宠物救助机构照顾小动物，他喜欢猫猫狗狗，平时也常救助流浪猫。
不过，他只敢想想，“父母绝对不会同意，那在他们眼里就彻底废了”。
其实刚毕业时，蔡东亮对成功有过渴望。心态的转变，除了一潭死水的工作，与“死亡”也有很大关系。蔡东亮有个发小，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车祸去世。蔡东亮的二叔，是位建筑师，事业非常成功，临近退休时突然过世。
“一个正值青春，一个拼搏了大半辈子，准备享受人生时，说没就没了”。
这很大程度上，扭转蔡东亮了对人生的既有定义，“人这辈子哪有什么标配的人生，让自己过的快乐一点，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把日子过好就可以了。
备注：
除Kit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战栗钢索

学到了，哈哈

龙战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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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元禅师

很有道理

1390262752

学到了，哈哈

logous

看到真的很羡慕

生物老师

说的跟真的一样

@Xizi_psvnxZ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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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恩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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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zi_6asTRcqI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