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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三四线城市空置奇高,一边又是火爆风云。
一线城市如深圳,先祭出杀手锏,强势出台二手房指导价,二手房实际首付将大幅度上升,深户三年社保、外地五年社保,直接把楼市大量的资金阻挡于门外,很多买房者手握着钞票却不知所措……
随后,临深城市东莞也相继出台严厉限购,买房也存在困难,并且也提高二手房首付比例,强势打击离婚买房,东莞楼市的投资渠道被牢牢堵住……
紧接着,去年大热的广州南沙也开始对外地投资者说不,外地人在南沙买房,很可能将无法贷款……
在如此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公元2021年,到底还能不能买房?通货膨胀到底会不会来?而新政之后,出走的深圳、东莞购房者又跑去了哪里?
不限购的宽松政策、政府低门槛的人才购房补贴、相对发达的民营经济、城区大规模拆迁带来的购房需求,以及宽松货币环境下,有产者对财富贬值的焦虑,都是义乌这座三线小城滚烫楼市背后的诱因。
义乌只是浙江楼市火热的一个典型缩影。2020年疫情结束后,市场热效应从高能级城市杭州、宁波,迅速向下传导至金华、温州、绍兴、衢州等地市,多城地价创新高,丽水一宗商住用地溢价率甚至高达91%,房企也随之下沉,争抢土地,伴随土地市场强势复苏,住宅成交量及价格也出现齐涨态势。
实际上,义乌地王频出背后,是开发商在土拍市场激烈“内卷”。大湾区只能做旧改,不是国企很难做,环京区域市场不景气,中西部做不了规模,只有长三角既能做规模,又能出利润,去年50强房企都来浙江了。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暴利之下,资本趋之若鹜。很多城市,炒房团翻云覆雨,通过一系列手法,将房价炒高,然后迅速卷钱而走。可怜的其实当地百姓,爆炒掠夺的是几代人的民脂民膏,透支的是一个青年家庭一生的财务支出,更让人热衷于投机,而不是发展实业。
这种风气带动之下,有人说,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无数人失眠,想着如何去大干一场;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无数人又失眠了,想着怎么去炒一套房。这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哀。
炒楼和炒股差不多,找准有题材、有概念的楼盘,联合坐庄吃下市面上的流通盘,而且要吃小户型,这样成本低,收益率高。义乌一个县级市,却卖出超许多省城的房价,其中原因,也只能说好自为之。
前期一线城市因“限购令”震慑的炒楼资金,正在四散奔流。部分三线城市售楼处闪现的外地口音炒房客,恐怕是导致某些一线城市和这些一线城市正在“一体化”的周边三线城市房市“冰火两重天”现象的原因。同处“一小时经济圈”,房市却“冰火两重天”,说明楼市投机资金并不甘心全线退却,正在和“限购令”玩“藏猫猫”。游击战的精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成为炒楼游资的战术格言。第三批“限购令”剑指交易活跃三线城市,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可见政策全面围剿炒楼资金的决心。
三四线城市的房子也“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即使出于完成去库存任务的考量,对投资投机性购房网开一面,但这也会带来诸多问题。房价高企的三四线城市,应着眼本地实际,采取有力措施,既积极有效去库存,又尽快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特别是要主动适应新常态,真正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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