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精英的下半场：辞职，卖保险

向往草原403

文｜程羿



在职场上，35岁是个“荣枯分水岭”，大多数招聘岗位将入职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这一规定加剧了当代人的“中年危机”。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职场内卷日趋严重，“35岁现象”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将引发一系列现实问题及连带风险。职场精英比普通人更早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谭露，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1年时间拿到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25岁回国工作，2年后辞职。

罗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在全球顶级精算咨询公司工作，29岁辞职。

蔡贤俊，在两家知名跨国IT企业累计工作13年，成为中层主管，36岁辞职。

王辉，医学硕士、执业医师，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从事核保工作11年，39岁辞职。

朱师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毕业后在麦肯锡、腾讯、宝洁等多家大型企业供职，20多岁就年薪百万，然后在30岁辞职。

王蓉，曾就职于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咨询，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不到30岁就辞职了，然后是简短的工作、再辞职。

…… ……

这些世人眼里的“学霸”、“精英”、“赢家”在21世纪的第2个十年里，不约而同递出辞职信，决定去“卖保险”。
为什么精英选择“卖保险”

“签个字就可以了。”

“这个产品是什么？”

“不用管，产品是最好的。”

在保险推介中，这样的场景时不时出现。简单聊天后，买保险的人便会直面一张或几张保单，不了解产品，不明白签字的理由，脑海中盘旋的只有对方两句话“这个产品很牛”、“我们公司很牛”。

谭露也曾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2017年8月，她在孩子出生后开始接触保险，但迟迟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保险代理人。于是决定自己试试。白天照顾孩子，晚上研磨保险条款，她习惯在书里寻找答案，解决未知。对于保险，谭露决定探究到底。

2018年10月，谭露加入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亚”），成为保险经纪人。

做这个决定很难，谭露父母强烈反对。刚知道女儿的决定时，谭母崩溃大哭，本就内敛的父亲也传达出愤怒，拒绝和女儿聊这件事，甚至拒绝和女儿说话，双方开始冷战，他们很疑惑，女儿的选择明明可以更多、更“体面”。

2014年，谭露在美国加州大学留学期间，一次性磕下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证，成为一名专业会计师。两年后回国，她转型成为英语培训讲师，工作一年左右，薪资每小时翻了三倍——在她离开时，她的薪资待遇已在业界领先。

谭露的选择早已露出端倪，无论是只身前往美国还是异业转型，她从没有停止过“挑战”。这是职场精英的天然共性，他们热衷于挑战舒适圈，有趣远比稳定更具吸引力。



2020年10月，谭露在吴晓波的“九零门”频道参加秋季赛。“九零门”是由吴晓波发起的90后精英社群，用真劝退机制严选圈层，里面大多是创业者、企二代、高管，谭露是唯一一个“卖保险的”。

谭露直言常听到“工作不错”的评价，但“这并不是我期待的样子。”她说，“工作稳定、特别的稳定，但一眼望得到头……我知道了未来的样子。”

一方面，常规的职场生活无法打动谭露，另一方面，她看到了保险的社会价值。谭露的父母不这么认为，他们深知女儿要强且清高，但保险经纪人似乎和这两个词无关。他们的观点与多数人一致，认为卖保险没有任何门槛，需要到处求人，是走投无路之后的选择。

这份误解残留着历史痕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保险市场风头初起，“人口红利”让这一战场充满无限可能。行业内的人尝试打开局面，挨家挨户宣传保险理念，向人们解释“什么是保险”“为什么买保险”。同时，开始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模式。

九十年代，保险代理人机制在中国内地着陆，加之下岗潮冲击，人们开始接受新的生存选项。这是市场风口亦是人力缺口，保险公司以人海战术抢占市场。拓荒年代，这一“策略”的成效很快凸显，市场被撬动一角，新资本逐渐涌入。“卖保险”话术统一、经验可复制、不设门槛，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身。

2007年，保险业第二个黄金十年的尾端，罗旭认识了保险。

在西南财经大学读精算学期间，罗旭接触到保险学科，老师口中的保险理赔案例让她热血沸腾。怀抱成为“专业保险咨询顾问”的理想，大三期间，她先后在北京、香港的保险公司实习，但被现实“劝退”。

“我一直是以需求为导向的人，但我并不适合去做唤醒需求的人。”罗旭道出原因。

彼时，保险行业开始变得急功近利——管理粗放、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流动频繁等问题浮出水面。人们西装革履地强推产品，同一副表情，同一套话术，行业外的人还未意识到“防范风险”的重要性，便开始对扫楼式的营销避之不及。

对现状莫可奈何，罗旭选择搁置梦想，出国深造。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罗旭以最高学位从金融数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全球顶级精算咨询公司Milliman成为一名精算师。

“做精算师，虽然前期在专业上成长很快，但几年后日常工作季度性的重复感很强。”罗旭坦言，“很稳定，但看得到头。”

她不允许自己止步，否则“就会很焦虑，没有安全感”。

2018年，罗旭自孩子降生后开始思考新的职业方向，读书时的梦想依然还在。隔年，她加入明亚成为一名保险经纪人。



罗旭与团队合影（坐姿第二排左一为罗旭）。在明亚，伙伴与客户为经纪人沉淀出一个丰富的资源圈，让他们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更多可能与生活的开放多元。

“上学时我们就说‘未来10年是中国保险业的黄金十年’，但那时说这话的底气是不足的。现在可以说了，现在是真的到了，还好我没有等太久。”罗旭有些激动地说起梦想，“希望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改变大家对保险行业的偏见。”
触及天花板

拼命向上奔跑的人更容易看到山顶。

2006年，蔡贤俊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便顺利进入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工作。之后，他从事IT行业十二年，前后加入两家全球知名外企，从新人不断晋升，到咨询顾问再到项目经理，80后的蔡贤俊还处在上升期便被危机感淹没。

作为部门的老幺，他在前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虽然不会失业，但好像也就这样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企业强势崛起，外企的竞争力逐年下降，光环不再。

精英的天花板来的比常人更早，因为他们思考更远，一旦触及天花板，他们会更快转换方向。

王辉在读医学硕士期间，看到受困于医药费而放弃治疗的病患，深感自己无力。“哪份工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将目光投放在保险行业。彼时，行业乱象让王辉敬而远之，他选择了技术性和人才需求较高的核保岗位。

十余年后，触及行业天花板，王辉面临重新选择的局面。

“核保对我来说，无论是职位还是收入都到头了。”此外，核保工作跟随业务结构的步调，定期压力骤增，“我曾连续工作48个小时……”人到中年，颈椎病、腰椎病加身，王辉更加疲于应对天天加班没有生活的状态。

2019年，王辉选择加入明亚，成为保险经纪人。此前，他添加了多位明亚保险经纪人，也主动向转战保险中介行业一年的校友打探“行情”，校友没有多话，用一张工资条回应。王辉看了上面的数字，表面淡定，心里却掀起波澜。

“很难不动心。”

同年，蔡贤俊加入明亚成为保险经纪人。这并非蔡贤俊的首选，但更贴合他本职的工作总碰不到合适的，或与家人异地，或“996”工作制——与过往的工作别无二致。

曾经，蔡贤俊需要成为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匹配工作，于是他戴上面具，把自己包裹在人设之中。尽管热爱分享，但他必须斟酌朋友圈中的每个字，直到分享的乐趣消磨殆尽。

人设之下，蔡贤俊是计划完备、思虑缜密的高冷专家，但他深知自己正逐渐被人设“绑架”。

在保险经纪人这个角色上，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他总会发布生活碎片，甚至被妻子揶揄没有了隐私。“我会跟一个家庭聊医疗、教育、投资……会聊柴米油盐和很多生活化的东西。我感受到信任和被认可。”



2019年8月，蔡贤俊带妻子、儿子去北京古北水镇游玩。成为保险经纪人后，蔡贤俊开始认真做自己——拥抱家庭、分享生活美好。

和蔡贤俊一样，王辉也很早就知道明亚，但他并不了解保险经纪人。

“这个群体很小众。”这不只是他的观点，成为保险经纪人后，王辉偶尔和前同事聊天，发现“内勤对保险经纪人的认知几乎空白”。

加入明亚后，他才更深入地理解了保险经纪人的不同。《明亚保险业务人员基本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按照公司销售流程规范及《经纪服务委托协议》、《客户告知书》等的要求为客户提供客观、中立、专业的保险经纪服务。该管理办法在明亚内部被称为“明亚基本法”。

官方解读更直观地说明差异。《保险法》分别给出了保险代理人与保险经纪人的定义，指出保险代理人是代表所属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经纪人是则代表投保人的利益。

2014年，蔡贤俊的妻子李晓洁便成为了明亚保险经纪人，如今已经是明亚广东分公司资深销售总监，看着妻子一路走来，蔡贤俊也更直观的感受到行业变化，“越来越多各行业的优质人才转身成为保险经纪人”。
精英重回精英

和男性不同，女性的职场天花板更多在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

在三个孩子出生前，王蓉也曾是职场精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先后效力于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咨询，以及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

孩子出生后，家庭与工作的矛盾激化逐渐显现。

“公司有个项目要出差一个月，但我当时在哺乳期，实在不忍心离开。”王蓉辞职，选择家庭，“其实女性到中年就会面临职场天花板，两条路：成为一心扑在工作中的女强人，或者成为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的职场妈妈。”

三个孩子相继出生，王蓉虽未连续多年远离职场，但成为全职妈妈的时间陆陆续续加起来也有4、5年。很多时候，王蓉乐于享受现状，她把“随便”和“都可以”挂在嘴边，佛系随和。但当她发现自己的状态日渐趋于“全职妈妈”时，开始变得有些焦虑。

“我的不安全感并非完全可以用金钱来解决……”王蓉说，“作为一个全职妈妈和成长中的女性，我希望解决的问题不止是财务，而是对整个家庭未来的安排，自己和老公的养老、孩子的教育等等。”

和谭露相似，王蓉也并未找到合适的人选帮助自己规划未来，于是决定自己试试。

从前在企业内，王蓉和老公都有不错的待遇，基本上已经实现医疗自由，“所以觉得保险可有可无。”王蓉说，“而现在，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保险，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现代思维的家庭。”

成为保险经纪人后，王蓉首先为自己的家庭进行了全方面的保险规划，并且每年在不断加保。3年来，这个5口之家已经拥有近30份保单。

王蓉的团队中不乏和她理由相似的全职妈妈。

“有全职妈妈就是为了消除 ‘不安全感’才来加入团队的。”王蓉分析，妈妈们的焦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孩子与自己的冲突，这一点在孩子青春期后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是自我价值的实现。《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占比58.6%，且全职妈妈们中60%拥有“副业梦”。



王蓉为团队中的保险经纪人做培训。在明亚，王蓉所在的团队独树一帜——团队成员基本都是“母亲”，因此他们选择在照顾孩子与家庭之余培训学习、组织会议。

有一种分析指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转变为母亲后更容易感知压力，她们要求自己全身心照顾好孩子之余，也在不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会陷入某种矛盾。

事实上，人们因为“金钱收入”低估母亲为家庭的付出和价值。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职场妈妈贡献着近四成的家庭收入，并且她们还是要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务、教育子女身上。

对王蓉和团队中其他母亲来说，保险经纪人的身份似乎可以更好地调和这种自我矛盾。

因为海淀鸡血妈妈的属性，王蓉的团队在明亚统一标准之余，协调建立了自己的规范准则。她们会在寒暑假取消线下活动；每周例会在晚上10点，确保每位母亲陪孩子的时间，“至少孩子放学之后、睡觉之前的陪伴是能够高质量保证的”。

近两年，王蓉的客户有不少是全职妈妈。“有位客户自己有重疾险和医疗险，丈夫公司还有团体医疗险，家庭条件也非常好，但生病的期间依然很焦虑，除了身体因素，还觉得自己成为了家庭的负担。”王蓉在安慰的同时尽快处理理赔，缓解对方的不安，“其实她原本可以早点去医院，但因为身体的反应感受不是很强烈，而且要照顾孩子，等孩子开学了才去的医院……”

从客户身上，王蓉逐渐加深了感受：“全职妈妈是个高危职业”，她以身为母亲的同理心去看待另一位母亲，多了一份理解与心疼。

在这个团队中，妈妈们偶尔“吐槽”自己与孩子的斗智斗勇，收获一片惺惺相惜的认同，这个团队里，相较于同事身份，她们更像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其实我们已经不能说自己是全职妈妈，我们是想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的保险经纪人。”王蓉说，“有一位同事以前在财富公司做CFO，来我们团队的理由是她的孩子马上三年级，要多些时间回家陪孩子学奥数。”
重新定义自由

无论是蔡贤俊、王辉还是王蓉都不约而同的谈到“自由”。他们需要时间兼顾家庭、享受生活，因此在面对职业选择时，“自由”成为重要考量因素。这也是朱师慧加入明亚的原因。

成为明亚保险经纪人之前，朱师慧二十多岁时已经实现了年薪百万。2009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朱师慧非常乐于尝试新事物，麦肯锡、腾讯、宝洁都曾是她的战场。

“虽然每项工作平均3年看上去不长，但是工作之间的逻辑会有延伸性和互补性。”沉浸在不同领域，是朱师慧探索自我的过程。在她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能更加全面且深入地见世界、见自己——她甚至兼职过稻草人旅行的长线领队。



朱师慧从未停止“在路上”。作为曾经的稻草人旅行队领队，朱师慧是协调者，是同行者，也是队员的守护者（右一为朱师慧）。

当发现自己热衷于心理治疗师的学习后，朱师慧开始奔赴全球各地上课——棘手的问题马上显现，上课需求和职场时间无法协调。于是她果断裸辞。

2019年，朱师慧通过配置保险的机缘认识了明亚。从自我长期目标、生活状态以及热爱的事物三个维度衡量，明亚成为朱师慧最合适的选择。

和在企业工作不同，成为保险经纪人的朱师慧有了“可控”的时间空间。相较于曾经的“特定时间请假难”，如今的朱师慧可以自行把控工作节奏，“有时候会闭关上课，我会如实告知客户，提前安排好沟通的计划。”

保险经纪人们重新定义了自由，即并非随意对待空闲时间，而是成为时间的主导者、把控者。

自由的时间里更“自主”，这在保险行业尤为重要。以明亚为例，作为保险中介公司，明亚不代表单一保险公司，而是拥有更丰富的产品库——与百余家保险公司合作，覆盖寿险、财险、健康险、高端医疗险、养老保险等保险公司，产品逾2600余种。

保险经纪人是“杂家”。产品之外，保险经纪人还涉猎理财、医疗健康、法律等领域，此外，明亚内部会有大量培训与讲座——2020年，明亚在企业层面所有类目培训达156期，这其中不包含各团队内部的培训。“明亚不是野蛮生长的，会非常有体系。”王蓉说，在这里，保险经纪人最无需要担心“没得学”。

朱师慧依旧很忙。她需要从早到晚工作、学习、做喜欢的事情。她崇尚高效，为此拒绝为了拓展人脉参加“无意义”的聚会，甚至会定期清理微信好友，主动远离无效社交。

从业一年半，朱师慧复盘时发现，自己和客户的沟通时间大多不超过半小时，她更倾向于直击关键，精准抓取客户需求。一旦需求确定，她会立刻在脑中索引出最匹配的产品，给出建议、提供原因——这亦是追求自由之下的“高效”。

这在明亚并非个例，前期培训以及保险经纪人的自我内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纪人精准确定需求以及更快速匹配产品的能力。
留下注脚

从前，人们更关心自己的保费数据，如今，伴随着独立的保险中介公司的兴起，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人的“专业”。

因为“专业”，谭露和父母原本僵化的家庭关系开始破冰。

“我妈妈的同事想买保险，那时候我妈虽然碍于面子有些纠结，但还是推荐了我。”谭露说起自己父母态度的转变。在和对方沟通的过程中，谭母发现女儿没有上门“打扰”同事，双方成交之后，同事用三个字评价谭露——“很专业”。此后，谭露父母开始尝试理解女儿的职业。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客户会做好功课再来聊。如果需求得到满足，并且认可保险经纪人的专业度，他们会很快下单。”对于产品，王辉不止介绍优点，也会将缺点聊的明明白白，让客户自行取舍。他相信，相较于“熟悉”，“专业”的特质更吸引客户。



成为保险经纪人后，王辉没有再“睡”在办公室。在这个人与人深度连接的行业里，年龄不是拦路虎。资历越深，经验越丰富。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让保险行业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人们原意相信更专业的人，相信保险能够抵御一定的风险。

单从明亚来看，与保险行业曾经不设门槛相比，“明亚基本法”中规定，“本科毕业，有一年以上保险行业从业经验或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大专学历”列在业务人员签约第一条。在明亚，硕士以上约占外勤业务员的16.2%，其中博士便有106人。

“让大家看到行业转型中，高素质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广东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任夙功在2020年如此评价明亚。

另一个代表保险人专业与成功的维度是MDRT。

MDRT（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是百万圆桌会议的缩写，这是全球寿险精英的盛会。MDRT评判标准分为佣金、保费、收入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均达标，且本人严格的遵守道德标准才有资格拥有MDRT会员资格。

2020年，MDRT门槛为佣金不低于21.4万元，保费不低于64.2万元，收入不低于37.07万元。更高的内阁会员Court of the Table (优秀会员) 和 Top of the Table(顶尖会员)也有更高的要求。



COT会员资格需达到MDRT会员要求的三倍，TOT会员资格则是六倍。2020年，六人都相继达成了MDRT（王辉、罗旭）、COT（谭露、蔡贤俊）、TOT（朱师慧、王蓉）。

“你不做这一行了怎么办？”他们时常面对类似问题。

蔡贤俊的妻子李晓洁给出回答，“要做就要下定决心，客户要跟你一辈子，不能让他们（的保单）变成‘孤儿保单’。”一定意义上，选择成为保险经纪人便是选择把自己一生放置在保险行业。

他们为未知、为成长、为自由而来，最终留下属于自己的注脚。

“保险正在回归本质，更加理性。80后90后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保险的发展趋势正在向好，但什么时候能达到理想的状态，确实还需要时间……”朱师慧认为保险行业已经进入了正本清源的时代。

业界和学界也对明亚这类头部中介抱有厚望，承担更多行业责任的他们“将带动整个行业健康、合规、快速发展”。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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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8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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